郎琦:家国定格光与影,百年留痕写传奇
时间:2020年10月02日

郎琦:家国定格光与影,百年留痕写传奇

/陈耀辉

在吉林省摄影界的星空之上,郎琦无疑是最耀眼的星斗。他是吉林省摄影家协会终身荣誉主席,是党在东北培养的最早的一批红色摄影师之一。他的作品多次参加国内外影展并获奖,被中国摄影家协会、中国艺术摄影家协会分别评为突出贡献摄影工作者和“金鹿奖”终身成就奖等奖项。

动荡岁月里的光影初涉

吉林省安图县,长白山脚下一个很偏僻的小镇,站在城东头喊一声,城西头便能听见,这就是郎琦的家乡。父亲郎文焕原在张作霖的部队担任连长,到了伪满时期由于部队改编,朗文焕便离开军队。在那个动荡的年代,民不聊生,每个家庭都有各自的不幸。由于父亲的退伍,全家人的生活只靠微薄的积蓄已难以维持,郎琦和弟弟只念了六年伪满小学便远离家乡到外学徒,以谋生计。

经父亲朋友介绍,郎琦辗转来到延吉的一家兴隆照相馆学摄影,而弟弟则到一家钟表铺去学修表。在初涉摄影的学徒阶段,要负责冲洗照片、送照片,还有一些其他的杂事。对那个照相馆的印象,郎琦老先生现在回忆说很是简陋,有些家徒四壁的感觉,一个照相机,一个木质暗盒。在那里,郎琦学会了修照片。那时所谓的修照片,不同于现在的电脑修片,就是用一个带窟窿的木头板,下面放一盏灯,把底片的玻璃片放在木头板上看,哪有毛病就用笔修。这种修底片的方式非常累眼睛,以至于现在郎琦先生眼睛的状况一直很差。

转眼过了四年艰苦的学徒生活,郎琦和弟弟回到了家乡。苦难没有停止,生活又给了他们致命的一击,父亲、母亲得了急病在一个月内相继去世,无父何怙?无母何恃?只剩下他和弟弟相依为命,“房无一间,地无一垄”,他们的生活更加艰难。

1945年,郎琦带着爱人和弟弟一起加入了共产党的队伍杨靖宇支队。为什么这支队伍叫杨靖宇支队呢?因为当地人并不完全知道共产党,但都知道抗联英雄杨靖宇和李红光,于是就借用了他们的名字成立了杨靖宇支队和李红光支队。19463月,郎琦随杨靖宇支队到了通化,在司令部当文化教员,主要是协助指导员管理“五大员”——司号员、警卫员、炊事员、通信员、饲养员,还参与了通化地区的红土崖土地改革,搞“二五减租”。1948年,东北民主联军(后来并入第四野战军)分成了很多纵队,郎琦当时是在十纵队,而弟弟则是在三纵队。在此期间,郎琦接到部队命令,被选派到哈尔滨学习摄影,这个摄影训练班是由东北军区委托东北画报社办的,学习的时间虽然只有短短的4个月,但对他此后的摄影生涯却产生了尤为深远的影响。“摄影要表现啥?歌颂革命的先进,暴露敌人的罪恶。”老师们的这句话,郎琦牢牢根植心中。

19488月,郎琦学习结束后直接返回原来的部队,也就是后来的第47141师,正式成为了一名随军记者。当时部队给郎琦配了一部苏联的卓尔基相机,由于买不到胶卷,需要用电影胶片自己做胶卷。郎琦就是用这部卓尔基拍摄了辽西战役——东北最后一次战役,在大虎山和黑山的阻击战,还用它拍了东北全境解放,部队入关的照片。包括郎琦的代表作品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入北平仪式》也是用这部相机拍摄完成的。同一年,郎琦的女儿郎慧出生,而郎琦的爱人也因为身体的原因,在解放战争刚开始的时候便离开了部队。

 

古都拂晓:镜头下的北平入城式

 

194923日,胜利雄师进北平。郎琦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派出的三名随军记者之一,负责拍摄北平入城式,见证这一伟大的历史时刻。清晨,北平人民挤满街头迎接人民解放军的入城式。在北平人民记忆中,1949年的23日是个红火的日子。在郎琦老先生的记忆里,也是他作为随军记者生涯中最为浓重的一笔。

几位摄影记者坐着大卡车从西直门进入北平,那时候有一个“部队交换城防”,在西直门的国民党军队一个排在那站岗,解放军部队的一个排交接过来。现在想来,郎琦感到深深的遗憾,那时候没有望远镜头,事先也并不了解具体情况,郎琦归咎于自己当时太年轻,就那么几分钟,在历史上没有留下这样珍贵的照片,而与摄影记者同行的拍纪录电影的程默则拍到了这段影像。到了入城式那天,郎琦被准许到主席台进行拍摄,留下了很多珍贵的照片,包括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等人的影像。

照片拍完后郎琦跟随《人民日报》编辑蔡若虹去人民日报社冲洗照片。那天的报纸版面是蔡若虹设计的,文字是当时华北分社主任李庄(原《人民日报》总编辑)编写的。蔡若虹后来是中国美术家协会党组书记,还给郎琦寄过一张照片,背后写着:“郎琦同志,我永远记得你!” 那天见报的《人民日报》上一共刊登了15张照片,有13张是由郎琦拍摄的,在那个革故鼎新的关键时刻,重要的历史人物和场景都被他真实地定格在画面中。

正是因为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了北平入城式的照片,郎琦的弟弟才知道哥哥还活着,这让已经失联许久的兄弟二人得以相见,但谁也想不到,这竟是两个人的最后一面,分开后弟弟的部队马上就南下了。郎琦还记得当时弟弟穿着缴获的国民党军服,自己则刚刚换上新军装,俩人就这样匆匆一面,20分钟都不到,这一别,竟是天人两隔。如今谈起这些,郎琦老先生仍然满眼泪光。

后来郎琦找到陶天冶(郎琦在东北画报摄影训练班同学),他和弟弟在一个师,希望从他那里得到有关弟弟的更多情况。而后辗转从弟弟原来的部队了解到,弟弟是3592连的指导员,于1951215日在朝鲜砥平里第四次战役牺牲。

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郎琦细数着弟弟的人生经历,弟弟17岁从军,年仅23岁就牺牲了。他从零下30度的东北,凭着自己的双脚,一路打到零上30度的海南,19505月解放海南岛。当年9月,部队就把他们调回到丹东。弟弟是195010月离开祖国的,当时还穿着朝鲜人民军的军服。回想起这些郎琦感到很难过,但也为弟弟感到自豪。他记得弟弟入朝时穿的衣服是带红线的,以至于他一段时间看见带红线的衣服就受不了刺激,痛苦不能自抑。后来郎琦自己赴朝鲜的时候,每到一个战地医院,就到附近的墓地,一个牌一个牌地看,希望能找到自己弟弟的墓。夕阳西下,轻柔地覆盖了他沉重的步履和悲伤。

 

两次赴朝,硝烟里的光影

 

19514月,郎琦作为47141师随军记者入朝作战,开启了两次赴朝的经历。在朝鲜战场上,郎琦的相机从最初的卓尔基换成了后来的苏联基辅相机,那是一种折叠式、带皮腔的相机,很笨重。到了朝鲜战争时期,拍照的条件仍然很差,手里只有一台相机,依然没有望远镜头。不过比过去强的是,那时已经有胶卷用了,不用再自己动手卷胶卷。然而在战争年代,冲洗照片的条件更加艰苦,没有显影罐,也没有暗房,只有一个黑口袋。郎琦随军住在老乡家里,把窗户一挡,要来三个大碗,装显影液、定影液和水,把胶卷拿出来,再用手固定好。照片冲洗出来以后,放出一张张的小照片,就开始办展览。这些照片,主要是用来在部队进行宣传。那时候郎琦拍摄了很多反映部队生活的照片,那些照片带着浓浓的火药味,以军人的无畏和战争的残酷直逼人心。

19515月,郎琦在朝鲜新幕因车祸负伤。当时朝鲜的公路路况很不好,山区里都是简单的砂石路。晚上遇到飞机空袭,行驶的车灯就要关闭,摸黑在山路上行驶,导致交通事故死伤的状况频发。当时郎琦乘坐的车关闭车灯突然翻到山沟里,车里的人都腾空飞了出去,郎琦的肩膀受了重伤。那时候伤员负伤后要先到兵站,再往后方医院转移。因为他们乘坐的吉普车消音器坏了,汽车马达声淹没了敌机来的警报声,一路上危机不断,险象环生。郎琦和受伤的战友们被送到10公里以外的西浦战地医院,然后大家再从这个战地医院分批转移回国。当时情况非常紧急,上级规定能行走的战士当天晚上都去车站,不能走的先暂时留下。当时郎琦同行的战友苗景阳腿断了,走不了路,郎琦便把苗景阳用车子推到车站,再用担架送上船,一起过了清川江。这时候,郎琦是伤病员第九队大队长。过江以后,伤员乘坐当晚的火车离开,但半夜开到定州的时候遇到一列往前线送兵的军车,火车停下来的时候,敌机便来了。大伙儿刚要下车,便听到郎琦预警高喊:“先别下,谁也别下!”后来,机关炮响了,照明弹下来了。郎琦觉得时机到了才让全体伤员快速下车。当时车上有一个团级干部带着警务员没有下车,等大家返回车上的时候发现他们已经牺牲了。

经过一阵阵飞机的疯狂扫射后,天渐渐亮了,郎琦带着伤员返回被轰炸后还在呲呲冒烟的火车继续赶往回国的路。临行前,郎琦发现地下有不少牺牲同志的遗体,于是对战友们说:“九大队的同志们,这都是咱们的战友,把他们抬到车上,带回去吧!”几番周折,他们终于回到了祖国丹东的接待站。当时,郎琦的爱人已经调到吉林市的医院工作,于是郎琦便要求回到吉林。郎琦回国就医的医院叫吉林市十二陆军医院,当时叫东大营医院。条件简陋,一个病房里住着好几十个人,但医护人员对军人百般照顾。

1951年末,郎琦的手术刚刚恢复便再次返回到朝鲜战场。同年1127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