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明常闻晓雁声
时间:2020年03月27日

月明常闻晓雁声


 陈耀辉



东方欲晓,他与共和国同龄;鸿雁声声,他见证了70载风雨兼程。

他是中国文坛的常青树,他首开知青文学创作的先河,为历史做文化补偿,为时代树精神丰碑。以沁润广原厚土的笔墨,雕琢那些具体而微无名又无姓的角色,为天地解说人性,为大众探索命运。眼光冷峻,观照人世。笔端火热,描绘家国。

清爽静美的秋日,恰是笔者与梁晓声约见的时节。北方汉子的面相,磊落君子的气质,头发花白,目光炯炯,仿佛高崖顶上戴雪的苍松。还是那句“亲爱的同志”的口头禅,一如传说中的温厚亲切,像邻家父兄,像洒满周身的暖阳,像安然岁月深春窗下的一缕清风。



读有字书籍,悟无字人生


 “书籍像炉火,那读书人和著书人像从炉火得到温暖并且取得火种,既温暖了自己,又温暖了别人。”梁晓声曾用这句话概括了他以书为伴和写作的初心。

1949年9月,梁晓声出生在哈尔滨一个建筑工人家庭。那年那月,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平召开,确定北平为首都,更名为北京……生在新时代,长在红旗下,他与新中国同呼吸共命运,见闻因此而真切,感受因此而深沉。

在物质生活拮据的岁月里,书籍就像是沙漠中的绿洲,庭院中的果树,纵然稀少也充满希望,梁晓声抓住了那些与书籍接壤的机会。外祖父念过私塾,曾为母亲读过很多经典的戏文,所以母亲虽然不识字却能讲许多故事,这些故事就成了他最初的精神启蒙。稍稍长大,识得一些字了,开始自己看,看“小人书”,也就是连环画。那时候小人书铺子的老板会把书皮扯下来串成一串挂在墙上,供人们选择。虽然每本书只要2分钱,可是对于儿时囊中羞涩的梁晓声来说,这仍是一笔“巨款”,他只能见微知著,通过阅读书皮去猜测书籍的内容,以决定要不要租借。

在那个生活逼仄、知识还不是很受重视的时代,他的母亲却为儿子打造并维护了一座堡垒,守护了他的精神原乡。梁晓声说,在读书这件事上,母亲对他们是“绝对地好”,就像那篇被选入中小学语文课本的小说《母亲》片段《慈母情深》一样,对于让他去买家用后剩下的几分钱,母亲总是说“你留着吧!”于是,梁晓声就拿着钱去小人书铺看书了。一次,他想买一本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下了很大的决心才鼓起勇气去找母亲要钱。母亲在一家厂房做纺织工,天气闷热,棉絮飞舞,他第一次知道原来母亲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工作,一时难以启齿。母亲说:“什么事说吧,我还要干活。”“我想买书!”母亲的工友听到纷纷劝她不能这样惯孩子,能供他读书就已经很好了。但母亲边掏钱边说:“读书反正不是什么坏事。”拿到钱的他心里愧疚也沉重,就拿这笔钱给母亲买了罐头。没想到母亲看到他买的罐头反而生气了,然后又给了钱让他去买书。梁晓声回忆,小时候朝母亲要钱买书不止一次,《播火记》是另一次。

小学四五年级,他开始看文学类书籍。从1949年到1966年上中学,那时候全国出版的比较著名的长篇小说也就二十几部,另外还有一些翻译的外国小说,加在一起不会超过五六十部,但部部都是经典。他的大院邻居家有一户是收废品的,当时收到了很多别人家里处理的书籍,因此他又有机会读了较多的社会学书籍,比如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的作品,甚至读到《法国革命史》。现在我们的文学理念上叫作比较文学,但在那时,少年的梁晓声只是本能地运用和比较这些作品所传达出的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他读懂了两个主题,一个是革命的合理性和必然性,符合古今中外的时代更迭的规律性;另外一个就是阶级斗争的持续性。这种超越阶级的人道主义,也影响了他后来在“文革”中的思想和行为,葆有善行、善心。所以下乡之前,他基本上完成了一个时期的阅读史,从听故事、看小人书到读名著,一脉相承,受用一生。

梁晓声一向主张读闲书,在少年时期和青年时期要完成一个初期的阅读史,这是一个人心灵的修养,是精神的成长史和思想的沉淀。在没有电视、没有广播、没有丰富的报纸杂志的年代,一个没有阅读史的人,其心灵史和精神史的养成也是不完全的。



文字是轻的,思想是重的,除了这些有字的书,还有人生这本无字书。有些人即使是文盲,但也会懂得很多为人处世的基本道理,这就是源于家庭的影响。父母是最朴素的人文,一个人所经受的那种直接而感性的生活教育,淳朴的家风、民风和世风,对他后期的长成也大有裨益。如果没有这样的家庭、这样的社会环境,那就只能从书籍中汲取和滋养。

天下之本在一家,古人云:“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梁晓声说起他的家庭教育,在那个并无丰厚文化底蕴的家庭里,真正意义上白纸黑字的家风家训无从谈起。但父母却以身率先,用朴素的行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的一生。

梁晓声的父亲是个刚强的山东汉子,十几岁闯关东落户在东北,兼具了山东人的豪爽和东北黑土地的粗犷。从给地主家放牛、摆摊、到给日本人做苦工,再成为新中国的第一代建筑工人,支援大三线建设,党和国家是父亲的信仰和赤诚之心的寄托,他带着属于“领导阶级”一员的光荣感和自豪感,恪尽职守,一丝不苟地砌墙建房。1957年反右派斗争,一位女大学生被打成“右派”分配到父亲所在的工地搬砖,工人们故意在她挑的担子里放很多的砖,明知道挑不动还是那样故意为难她,看到她哭工人们就笑。作为班长的父亲勃然大怒,对工人们进行斥责,但后来父亲却受到批评,因为别人认为父亲的政治态度和立场有问题。父亲回家后告诫梁晓声:“你以后敢那样,我就不认你这个儿子!”这件事对梁晓声的影响很大,因为当时他已经接触了西方文学的观念,他曾经思考过什么叫立场,人是站在阶级的立场还是人道的立场去看待人类的关系。他感受到了父亲的怒气,他好像蓦然醒悟,父亲是善良的,他知道这样做是不对的,所以他才那样的生气。时至今日,他想起这段故事,也发出这样的箴言,从文明的角度我们需要关注的就是人性的善,从人性本善、向善,到人性应善、必善,这对于中国人来说,至关重要,也是漫漫长途。

在梁晓声的小说《父亲》里面,一开头就写着这样一句话:“父亲的生活原则——万事不求人。”这不仅是父亲的原则,同时也成为了梁晓声的生活信条。父亲就是这样一个硬邦邦的存在,不抱怨也不向生活妥协,爱惜清誉不追逐名利。1963年,梁晓声的哥哥考上大学,他也就读初中,用母亲的话说,全家天天都在“吃”父亲,一个三级抹灰工的汗水显然无法支撑一个大家庭的开销。父亲单位工会的领导主动到家里探望,建议父亲打报告申请工会的补助,以缓解家中的困难。但父亲并没有,一来他是文盲,不能够写成一篇通顺的报告,他不想去为写一份救助申请而求别人,二来也是更为重要的一点,他有自己的坚守,全班很多人,名额有限,他是班长,不能占这个名额,要留给更困难的人家。

父亲的言传身教,似乎化作基因也“遗传”给了梁晓声,因此他从未在名与利方面跟别人争过。梁晓声说,如果自己愿意,三十五六岁就可以当上北京电影制片厂文学部主任,四十几岁就有机会当副厂长,“但我不愿意,因为我热爱文学创作。”他从没有为自己的事情向任何人和单位张口要求过什么,哈尔滨的弟弟妹妹下岗,别人说建议梁晓声去找同学战友谈谈,但是他回绝了,他可以为正义帮助普通人去争取、去呐喊,帮助他们走出困顿,但却不可以为自己谋私。不求名利,不落窠臼,这是文人的风骨与气节,是一种直抵宇宙天地和人性终极的正气浩荡和良知恣肆。

《周易》云,积善之家必有余庆。母亲就像家里的一盏明灯,而灯芯便是良善,照亮了孩子们的天地。当年为了补贴家用,梁晓声的父亲也养过兔子,但是野猫经常会把兔子吃掉,所以父亲就下了一个钢丝套子捉野猫。一天,当他们吃饭的时候,一只大野猫被套住吊在了木围栏上。野猫拼命地挣扎,把旁边的木板子都挠烂了。母亲动了恻隐之心去解救它,在剧烈的挣扎下,野猫不仅抓烂了母亲的衣服,也在母亲的胸前挠出了一条条血道子。那时家中清贫,没有止痛伤药,只能去别人家借一点儿紫药水涂抹。但是母亲却毫无怨言,为救下了一条生命而欣慰。善心如水,母亲曾帮助了许多人,邻居家小女孩、哥哥的初中同学,抑或是不相识的讨饭的老人……这些善行也传递给了梁晓声,一辈子做一个心地善良的人。在梁晓声家里,我看到了他收养的两只流浪猫,他说绝不结交虐待动物、没有悲悯之心的人。对待动物是人性良善与否的试金石啊,心怀仁爱和敬畏,对待所有的生命都该如此吧。

“根植于内心的修养,无需提醒的自觉,以约束为前提的自由,为别人着想的善良。”这是梁晓声所说的关于“文化”的内涵,读很多书,拥有很高的文凭,和有没有文化,有时完全是两码事。从经典里读有字书,从时代和社会中读无字书,两者有机结合,方能明心见性,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大荒羁旅,皆为序章


1968年,19岁的梁晓声响应号召,成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第一批兵团战士。就如同习仲勋同志所说:“从动乱中走过来的一代青年,受到过毒害和创伤,也得到了其他时期所得不到的磨炼。”这里包含了两个方面:伤害和磨炼。六年间,他在滚烫的土地里参加过农业生产劳动、在冰雪的冬天扛过大木……在时代旋涡的翻飞中,梁晓声也开始创作,时有小说、散文在《兵团战士报》上发表,这段经历也成为了他创作的源头活水。苦心志,劳筋骨,动心忍性,不断地曾益其所不能。

梁晓声强调,他笔下行文严格来说虽然也叫知青题材,但他后来思考可能更愿意叫作黑土地题材。就是在那片黑土地上,一些青年和荒原的关系,直接面临的生存状态,而政治却是成为次要的了。在那个时期,几届的学生被卷入到这场“上山下乡”的运动中,他们的人生轨迹从此被改写。有些学生还不到18岁,到贫困地区靠劳动根本养活不了自己。对于这样一场运动,从历史学的角度怎样评判,一直也还存在着歧义,甚至可能在最初开始和结束的时候没有歧义,但在后来逐渐的回望过程中,也生出一些歧义来。但是小说家并不是专门研究运动历史学的专家,小说家的写作题材也不能满足所有人得出历史学的结论,因为即使在历史学上也有分歧。

小说家写什么?是在这个特定的运动中和时代下,作为不同年龄的青年,他们呈现的多种生活状态,所以小说家只能表现的是,非正常年代下的青春成长和成熟的过程,并不是说在特殊的年代,青春就停滞了,青春还是在成长,在成熟。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成熟,有些人的成熟可能是圆滑,有些人的成熟可能确实表现为投机,但是还有一些人的成熟表现为生存的能力,表现为爱心,表现为抱团取暖。还有一些人的人格可能恰恰是因为在特殊的年代,以特殊的方式经历特殊的事情,达成了一种特殊的上升。比如当有知青战友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时,上级会组织一些人进行外调,这时说真话还是说假话,是对于人格的一种莫大的考验。对于不同的人来说,这段特殊年代也是留下了不同的记忆,作为小说家是要把这样各种不同的记忆呈现出来,但是一个小说家即使经验再丰富,也无法做到全面包含一两千万人卷入运动中的每个知青个体,只能是做到大体差不多。这样在岁月更迭过后,这一代知青的往事不只是简单的历史标本,也是沉甸甸的精神财富,更是那些鲜活生命的张扬。“走过苦难历程,懂得爱与宽恕;经过挣扎胜败,回归正常价值。”这是梁晓声试图通过重现这段往事给国人的启示。平和深沉,字字珠玑。

在梁晓声看来,他笔下的北大荒人并不能在任何意义上成为典型的知青,严格来说他也没有真正接触过贫下中农。北大荒知青群体的状态,首先非常重要的区别在于军队编制,并且有工资发放,比插队知青要好一些。梁晓声当时在黑龙江的工资是每月45元,这是一个父亲可以用来养五口之家的工资。同时,梁晓声所在兵团的“老职工”成分多是转业战士,连营团长多是转业干部。这个群体的年龄差不到10岁,有的是刚从朝鲜战场下来的优秀青年,也有毕业后参军的高中生。在当时,他们连队号称“三个95%”:95%的党团员、95%的正副班长、95%的五好战士。所以梁晓声面对这样的知青群体:和其他上山下乡的知青有区别,同时和农民在行事各方面也都有明显的不同。

读书使人明德、明理、明智。正是因为梁晓声在之前有着较为丰富和正向的阅读史,所以在那段凄迷跌宕的运动中,书籍对他有着不一样的启迪和引导。1974年,才华初绽的他被复旦大学招收为文学创作专业的工农兵大学生。这6年的知青生涯是一段阵痛,同时也是珍贵的馈赠,它存在着无限的叙事空间,每个时代对于知青生活都会有不同的审视乃至颠覆。到了80年代,梁晓声长期的文学积淀迎来了爆发期,《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雪城》接二连三,多次获奖,并被陆续拍成电影和电视剧。《今夜有暴风雪》更是成为了“知青小说”里程碑式作品。回到历史的端点,展现一段真实的岁月,照见逝去的时代,也照见不会逝去的情感,他的笔墨刻画了浓浓的英雄情结和时代担当,影响并感动了整整一代人。


对于这一阶段的文学创作,梁晓声的评价就是“值得”。在他去了复旦就读后,“文革”结束,原本稳固的兵团框架突然解体,知青返乡的公章就随便放在桌子上自己盖。兵团解体,知青返城,这对于知青群体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对梁晓声来说亦然。从城市到乡村,再从乡村返回城市,知青们用青春亲吻着土地和人民,他们挑战着命运,也思索着时代。“为知青代言”,成为了梁晓声写作的初衷。知青返城就需要找工作,但是那个时候城市里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多的岗位,能安顿下这一批知青。并且城市里的单位对于有知青经历的人还存在着一种疑虑,因为他们的前身是红卫兵,单位对于接纳这样的人有着隐隐的担忧。但是梁晓声用作品为他们发声。这些知青是不一样的,他们已经不是当年的红卫兵,他们在精神和人格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此这些作品存在着“人格理想化”的状态,但他用文字呐喊的影响达到了,当时很多单位在招聘的时候都说:“只要是兵团的我都要!”因为兵团的知青们历经了磨砺和锤炼,并且出任班长、排长的也很多,所以心理成熟,并且富有强烈的责任感。事实证明梁晓声是正确的。在他看来,文学对影响世道人心的使命,具有责无旁贷的义务,一个作家能实现这样的价值是远远超过其作品在文学史上获得什么样的评价和成就的。

梁晓声在复旦大学毕业时,那一届的创作专业有19名同学,老师找到他说:“现在只有一个留校的名额,并且这个名额只能是你。你要是不留校,这个名额就作废,你如果留校就可以腾出一个向外分配的名额给其他的同学……”但是梁晓声却没有同意留校,因为他的父母在东北,他要离家乡哈尔滨更近一些。但那时可以分配最北的地方也只能是北京。“与‘四人帮’作斗争”,这是梁晓声档案里的一条奇特的评语,因为在那个年代几届工农兵学员中极少有人同“四人帮”做过斗争。其实梁晓声并没有,也不可能去做斗争,他也很谨慎,因为出事了还会牵涉家庭朋友。但是因为他从小接受的教育,从书籍中汲取的精神力量,厚实了自身的根基,长全了思想,所以即使谨小慎微,但是骨子里对于那个年代的一些现象还是能表现出来一种思考和批判,也会影响到关系比较好的同学们,因为他和别人不一样,大家带着敬佩的目光重新去审视和定位,就给他在档案里写了这样一条,这也直接影响了梁晓声后来的就业。他最初被分到文化部负责清查工作,因为看中了他与“四人帮”做斗争的经历,但是梁晓声拒绝了,因为喜欢看电影,所以选择去北影。北影可以接收也可以不接收梁晓声,当时看他档案的是党委副书记史平,她是钱壮飞烈士的儿媳。史平很爱读书,并且有强烈的爱国情怀,看到了与“四人帮”做斗争的评价,当即就说:“这个青年咱们要,跟别的青年不一样。”并且在之后的工作中,老厂长接见外宾的时候都会说:“让编导室的晓声过来陪着……”梁晓声感觉到这是前辈们对于一个特殊青年的厚爱,他一直对他们致以感激和敬意,同时也感谢书籍,因为是书籍浇灌了他,有了深邃的思想,简洁的灵魂,才有这样的境遇。



遗补缺,做人世间的书记员


在创作了大量的知青题材作品后,梁晓声将笔触聚焦在了平民阶层,去发现那些困难群体的艰辛和善意。他在自己的许多作品中表达了对社会问题同步的关注和思考,“关注现实、反映现实,这是一种使命和责任,这种使命和责任简单来说就是关注他者的命运”,对于梁晓声来说,这种理念也贯穿他的文字始终,立足底层,直指人心,有道义有担当,有筋骨有温度。

“我觉得这是一种责任。”以35岁为界,梁晓声在其后的创作中将目光转向“他者”,从《龙年1988》《九三断想》到《凝视九七》,再到1997年的《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梁晓声带着广博的悲悯情怀和激烈的社会批判意识,用笔杆参与社会时评,为时代谏言。

2019年8月,承载着“五十年中国百姓生活史”的长篇小说《人世间》荣获第十届茅盾文学奖。70岁的梁晓声,重新回到一个原点上,以最大的纯粹性,去实现一个文学夙愿,去记录时代变迁中的人们,去发现每一扇门后面的故事。梁晓声一直是在倡导现实主义题材创作,他给自己的定位就是“拾遗补缺”,大多数人都会去发声,去批驳当下的文学和文艺,比如“抗日神剧”“小鲜肉”等等,评议的声音已然很多,所以他选择了裨补阙漏。以文字的形式,使当代的年轻人跨越时间去发现那些被传记遗漏的历史。在“上山下乡”的年代知青多是长子长女,哥哥姐姐都下乡了,弟弟妹妹们留城,但在文学画廊中却很少有人描摹这样的一部分在城市中生活的群体,他们也有经历和反思,这是一种“缺”;像父亲这样的大三线工人、80年代摆脱“左”的束缚而反思的干部和知识分子、打破壁垒各阶级的人相互接触的现象等等,这都是一种“缺”;我们的作家们在成分结构上农家儿女比较多,并且农民的命运是敏感的,是牵动我们国家神经的命脉,所以文学史上写农村题材的也就比较多,但纯粹写城市、写工人、写底层的题材相对较少,关注不同群体的经历,去补全中国迢递走来的路径,这也是他拾遗补缺的想法。把那些人和事从沉寂的时间中打捞出来,对朴素的记忆重新整合提炼,形成对世界的另一种解释,使人看到历史更多元的侧面。


《人世间》通过对一个工人家庭的三个子女,周秉昆、周蓉、周秉义及其周围朋友四五十年的人生历程的展示,在坎坷人世间所构建出的温暖维度,来透视五十年来中国社会的发展变迁,这其中既有中国社会发展的“光荣与梦想”,也直面了改革开放进程的艰难和复杂。总体而言,这是一部充满理想主义的小说,也是一部向现实主义致敬的作品,同时也在向80年代的文学致敬。在梁晓声看来,那时候的文学精神独具且鲜明,力图进行民族文化的复兴。作家写作主要包括文学精神和经验,而现在经验式写作太多,大家可以娴熟地编出故事,相对来说文学精神和理念就比较少。在所有的文学精神中,梁晓声认为最或缺的就是理想主义,这可能同政治语汇中的理想主义有不完全相同的地方,但也有相同之处。比如《人世间》中在周家的长子周秉义身上,他当了干部,身上就会有“不忘初心”这种特质,平调回来为老百姓办事。不同的是梁晓声更在意作为人的人性和人格的理想主义,并非高不可攀,而是举手之劳,给人一些温暖,给生活一些温度。他举了一个例子,查尔斯·狄更斯的《双城记》以寓意深刻的人物形象突出地表现了他的人道主义思想,其中卡尔顿为了成全露茜的爱情,不计前嫌包容着达尔内的出身,甚至还挖地道去狱中千方百计地将他救出,最后替达尔内赴死,这就是宽容仁爱的理想者形象。“虽然这种理想主义已经到了连我今天看来依然不相信的一种程度。”梁晓声调侃道。可是为什么这些人去做在国人眼中很理想主义的事情呢?因为他们都是智者,实际上他们也觉得人类需要这样的标杆,因此对人性的理想主义所放开的尺度,我们只能叫“法乎其上,守乎其中”。比如现在的《复仇者联盟4》依然表现为因人类的理想主义去牺牲,传播一个国家的文化形象,如果在这方面失守的话,就成为了拒绝认同人性和人格的理想,那么只能是成为欲望的人、自我的人、本我的人,完全背离了哲学上称作“外我的人”这种大写的民族精神,心理被萎缩,就永远不会进化。文学应担负起人道主义的教育,这是梁晓声一直以来思索的问题,铺陈人性,叩问人心,聊之愈久,愈觉意味深长。

原型、内生、浓缩,哈尔滨不仅是梁晓声的故乡,同时也是他创作的“文学地理空间”,《人世间》以哈尔滨为背景展开,一方面由于儿时的成长经历,他的家住在“光字片”,光仁街、光义街、光礼街……连起来就是孔子所说的“仁义礼智信”,这些名字所传达的中华传统文化特有的精神,也根植了梁晓声的情感原乡,一砖一瓦都是扑面而来的追寻和回望。另一方面,在“上山下乡”的年代,普通家庭的留城青年生活状况也比较艰难,分配的工作像国营商店卖酱油卖醋,每个月挣很少的工资,环境艰苦也无法调动,也许要干一辈子。还有一方面就是军工厂的工人突然下岗,他们属于工人阶级中的王牌军,但是突然间失去工作,这种中国工人所承受的阵痛也需要作品来表现,这是他所理解的文化公平,我们对那个时代无法给予补偿,但是可以文化上认同,这也是一种公道。梁晓声的作品对于东北文化的重新确认和提升有很大的意义,同时他也对东北的发展寄予厚望,黑土地从不辜负耕种它的人们,东北有吉林艺术学院、鲁迅美术学院等优秀的艺术高校,他希望艺术家们能够把东北独具特色的城市符号和精神特质阐释、表述、传递出去,这是对故乡最好的献礼。


70年,来时路何其漫长,偶回首却只需弹指之间。梁晓声与新中国同生同步,同呼吸共命运,就像月夜里追逐晨光的鸿雁,奋发而坚定。携笔从戎,做时代的拾荒者,将蒙尘的故事变成人性的光源,做文化补偿,给历史各层面还以公道。他用文学滋灌着时代,用善敲醒大众的良知,用爱还原世间的真相。他的文字直抵人格、人心、人性深处,从重负下释出温婉的芽蘖,给人暖意,给人希望,给人路径。一如秋空雁阵,御风而行,和而不流,加入繁星,加入万千读者的梦境。


(原刊于《作家》2020年第3期)